家里来电话，说外公咳嗽了半月，一直不肯去医院，这几天突然开始咯血，母亲把他紧急送去了市里的医院，做了检查，只说是肺部有阴影，但还不能确诊。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仿佛是缓缓压下了一块石头，沉甸甸的，看不见，却让人透不过气。
自启蒙前，我就一直住在外公外婆家。那时候的外公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精神矍铄，每天天不大亮，外公就夹着书本教案出门，徒步前往几公里外的车田村中心小学上课。到傍晚，暮色降临四野，外公才慢悠悠的回来，那时候的我和表哥一听到门外熟悉的口哨声，便知道我们欢乐时光来了。吃完晚饭，我们便拖着外公，在老式的木板床里，在大蒲扇的凉风中，听着外公各种奇绝诡异的故事，慢慢睡去。
我也曾放赖过几次，让他带着我去过几次学校，除了门口可以骑的红石做的狮子，我真正的目的是教师办公室里的那个黄色大柜子，那时候的学校可没有什么独立的小卖店，那个小小的柜子里就摆放着各色各样的小零嘴，而作为“VIP”的我只需要挑选我的最爱，然后等着下课后的外公结账就行。反倒是他认真上课的样子我没见过几次，印象里只记得那身蓝色的中山装，那微微驮着的后背，以及他手执教鞭的神情——那是我在生活中从未见过的严肃。
平时不去学校的时候，我就一把扑进外公的两个木制大书箱子，古文、宇宙、社科……品目繁多的书籍给了幼年的我最早地启蒙，但直至现在，外公也没在文学上特意指导过我，我也未特意去请教过什么，但从小到大嗜书的毛病、自认出色的文笔和诸多与他相似的习性，却被母亲笑谈过多次。
但我深知，我远远没能赶上他，无论是在文学造诣还是为人处世。听外婆谈起过，年轻时的外公刚考上初中，便因家庭原因辍学，好不容易自学报考成为教师，却因时代剧变破灭了他的翻身梦，但他仍未放弃，动乱结束后由于他的文艺特长成为了村里的文艺队成员，机缘巧合下，他又回到了教师岗位，从此深耕杏林40余年，直至退休。无论是时代的剧变还是个人的不断选择，他依靠自己的拼搏，挺过动荡和战乱，从一个穷小子，最终成就了他的为人、他的学识，成为了一个德高望重的陈老师。
诗词歌赋文联、艺术表演乃至岐黄之术，他无所不精，以一介白身，连任几届县人大代表，更是编写过多部民间方志，文章甚至被《人民日报》刊登过。退休后，前来找他探讨文学，咨询岐黄之书的人，络绎不绝。但他从未对外人夸耀过，在我心中，他就像一座永远屹立不动偶像和信仰，当我自诩又登上了一阶，离他更近时，却发现他还在更高处等着我。
所以，我以为他不会变，他不会老。他永远还是我记忆中的模样，还是那身蓝色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洁利落，精神矍铄，永远不老的外公。是我撒娇胡闹要回家，能深夜背着我走上四五里地送我回家的外公；是那个可以领着我四处赶集，听着众人说“这是陈老师的外孙啊，真像您”时骄傲的陈老师；是那个用手枕着头鼾声如雷，任凭外婆“松祥、松祥”的叫喊，雷打不动的外公；是那个我每次把他无比宝贝的书偷偷带回家，被他发现，却只“嘿嘿一笑”的老书虫；是那个从小把我当成“知音”，时不时和我交流下他的文学心得的忘年笔友；是那个不管在我遭遇什么坎坷都能及时点拨我的指路人；是那个从未把我当成“外孙狗”，亲切地叫我一声“乃”的外公啊！（乃，攸县方言，一般称呼儿子，用于旁人则视为至亲）
然而他还是老了，他的背越来越驼了，开始变得嗜睡了，眼睛开始昏花了，从未生病的他也开始进出医院了，外公变了，外公老了。
想起来初三那年，外婆生了场大病，外公在病床前服侍，一向乐天知命的他突然对我说起：“我和你外婆能看到你们家的新房建好就好了”！及至新房建好后，他又开始感叹：“要是我和你外婆能看到你考上大学就好了！”后来，我考上了大学，我与外公成了当时冯陈两家唯一的大学生。“要是我和你外婆能看到你工作就好了”，他又开始记挂。工作后，他开始念叨：“要是我和你外婆能看到你结婚就好了”，不负所望，我和女友从校园走向社会，业已六年，婚期将近。
日子在他们的期盼中，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时光如潮水退去后，惊喜的是他们还在记忆中的桐树下，写写书法，养养鸭子，如他词里写的“雨天溪傍看落花，晴天汲水把园浇”，忧心的是他们没能逃过时光的折磨，不再似当年青春，再也不能背着“外孙狗”，四处赶集了。
外公笔名瘦翁，今年九月，瘦翁和我一起长了尾巴，已经79岁了。这周末,我们回去看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