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通号驼峰情缘
1975年春，我来到了通号院驼峰科科长兼党支部书记林歆祥的办公室门前，踏上了我人生旅途中铁路驼峰自动化岗位上的新征程……
我的父亲余光生当时身患脑溢血躺在病床上已多年，为铁路事业奋战了大半辈子的他，恰恰倒在了铁路驼峰自动化的科研工作岗位上。
“强国富民建铁路”，是中华民族近一百多年来的梦想。1912年，孙中山先生就指出：“振兴中国唯一出路是发展实业，而建设铁路应列第一。”1928年，21岁的父亲正是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便远渡重洋到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院攻读铁路运输和公路建筑的硕士学位。父亲初到美国时，正值美国1929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爆发，他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加之他在纽约铁路局工作时与工人阶层的密切接触，使他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32年父亲在纽约加入了共产国际美国共产党，后来担任了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父亲虽然在海外多年，但当他得知苦难中的祖国需要他这样的人才时，便毫不犹豫地决定立即奔赴延安，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
1946年底，解放战争即将在斗争最尖锐的东北开始，战略大局需要运用东北的中东铁路（当时由苏联管理）将部队快速运送到我军部署所需要的地方，党中央急需懂得铁路运输的管理人才。此形势下，时任新华社代理社长、解放日报代理社长兼总编辑的父亲被中央委派到东北铁路局任第二局长，协助第一局长吕正操的工作。1956年父亲调至铁道部任副部长兼运输总局局长。
父亲的经历使他养成了注重科学调查的习惯。他关注基层工作的经验，组织推广李锡奎调车法、重型大组列车等，不断总结先进经验、提高全路的运输管理水平。他看了欧洲与苏联采用电力机车的资料后，向铁道部递交了引进国外先进电力机车技术实现牵引动力改革的报告，随后率中国铁路访法代表团考察了法国的电力机车制造技术与运营经验。不久后，我国铁路便引进了用于分析研究的法国电力机车。
父亲主管运输工作时，冬季经常到东北去，一去就是半个月。他常说天气寒冷机车又“趴窝”了，克服驼峰编组站的堵塞是关键。后来铁道部成立了驼峰自动化委员会，父亲兼任主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被批为“走资派”并被诬为“美国特嫌”戴高帽游街，在连续十几天的批斗后，患有高血压病的他，突然在批斗会场上中风倒下，不省人事。经抢救治疗，除了一条腿略有些瘸之外，身体已恢复如常了。
从此，父亲便“靠边站”了。尽管如此，父亲依然坚定着生命不息、为人民服务不止信念，继续去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为此，他主动要求作为一名普通员工到铁科院通信信号研究所参加他当铁道部部领导时曾主抓过的科研工作。铁科院通号所请他当了顾问，从此，他与基层技术人员一起，奋战在驼峰自动化科研第一线上。
据铁科院通号所的汤百华研究员介绍，在科研工作的起步阶段，大家曾讨论过驼峰自动化的多种方案，最后，是父亲帮助大家统一了方案，决定第一步先从半自动化驼峰做起！
父亲协助铁科院通号所联系北京铁路局，确定丰西驼峰编组站为实验基地，得到了北京铁路局的大力支持。几年后，驼峰半自动化系统在丰西编组站成功投入使用。
1972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经周总理建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讨论科学技术问题的会议，被邀参加会议的父亲兴奋不已。9月下旬，父亲在会上作了丰西驼峰编组站实现了驼峰半自动化的报告。没想到第二天清晨，他便突发弥漫性大面积脑溢血，经抢救虽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却半身瘫痪、神志不清、生活无法自理。在当时身边没有子女、母亲又年老体弱的情况下，铁道部领导批准了我母亲的请求报告，同意调我和爱人叶澄回北京。1975年初，我们回到了北京。颇为巧合的是，父亲到达延安开始新生活的那年是33岁，我的铁路新征程也始于33岁；而且我的新征程又恰恰延续了父亲病倒前尚未全面实现的铁路驼峰自动化梦想……
在遐想与回忆中，我敲开了驼峰科的大门。兄长般的林歆祥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拿着一份西德马省驼峰编组站的调速工具电动小车的技术资料，在纸上画了一个电动小车，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了它的原理和功能。最后他说：“我们决定了，电动小车项目就由你来做项目负责人。”我一听就愣住了：“林科长，我刚来铁路，能负责这么新的科研课题吗？”他微笑着说：“我看了你的材料，学的是自动控制专业，参加工作也近十年了。你原先在航空部的研究所就担任过我国自行研发的靶机自动控制系统、直升机无线系统等项目的负责人，具备了管理科研项目的实际经验。再说还有大家支持你，你就放心干吧！”
驼峰科是一个人才济济、成果辈出的单位，是一个生机勃勃、团结战斗的集体。驼峰科不仅为全路驼峰土建与信号制定设计标准，其科研设计水平与任务完成数量也都在全路名列前茅。
科里除了老专家、铁路院校毕业的同志如龚之廉、乔廷符、周复兴、赵凤锦、马秀芳、洪昌为、郑元基、周淑嫒、郑继俊、孔照云、祝庆增等外，还有一批路外来的同志，除了我，还有张淑莉、朱蕾、罗学家、何友宾、何一琴、国文焕、齐建亚等，1982年又分来一批大学毕业生如张海丰、丁昆等。
在林歆祥科长的带领下，驼峰科就像一个友爱的大家庭。生活中，科里的人住院或家里有困难，大家都会主动伸出援手，记得当时好几个同事生病住院时我都陪护过。业务上，一方面老专家、老同志对新人有计划地进行培训，另一方面会及时根据工作需要委以年轻同志以项目负责人的重担，不断将年轻人培养成技术或管理骨干在1975年国家全面整顿经济大背景下，铁路掀起了席卷全路的自力更生与学习国外技术相结合的驼峰自动化试验热潮。铁道部经常组织全路驼峰自动化经验交流会，大家在交流中，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令我印象颇为深刻的是“四大吹”——北京铁路局副局长傅忠良、柳州铁路局总工程师郓延世、铁科院运输所所长吴家豪和哈尔滨铁路局减速顶中心主任仲崇本。其实，这四位同志不仅是驼峰自动化的“吹鼓手”，更是身先士卒、汗洒驼峰编组场的实干家：傅忠良曾多次亲临现场指挥我们在丰西驼峰编组场进行的调速工具电动小车试验和铁科院通号所的调速工具液压小车试验；郓延世在柳州驼峰编组场施工时亲自拉着扳车将大缓行器零件从仓库运到现场；吴家豪认真研究了欧洲使用的减速顶方案并组织解剖了其机械结构，推动成立了哈尔滨铁路局减速顶中心；仲崇本在铁科院运输所的协助下积极组织完成了减速顶的全编组场试验。
电动小车项目的电气控制由技术能手郑元基负责；我与罗学家负责机械与电力拖动系统设计；赵阿丽、袁冬吉、郭小刚、荆军等参加了设计工作。我们去煤矿设计院和门头沟煤矿调研，定购了大电机、绞盘、制动器、钢丝绳等设备与配件；又在北京信号厂经过半年的努力，配合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师傅完成了电动小车的试制。
现场安装工作开始后，由罗学家在两股道中间的水泥池里焊接大电机的支架，他在农场当过好几年技术工人，干起活来既猛又巧。全组齐动手浇铸水泥池和安装大电机，在这些重体力活中，同样少不了两位女同志赵阿丽与袁冬吉的矫健身影。
最让我感怀并难忘的是在我们安装长约1500米、重有一吨多的钢丝绳时的壮观场面。此前我们曾在驼峰编组站现场，亲眼目睹了从驼峰顶部溜下来的货车将正在三部位维护7501型缓行器的一个铁路女工撞倒并将其挂在货车上拖了几十米后惨死于轨道边的悲剧。为了确保人身安全，我们申请驼峰编组场暂停了我们作业面的所有溜车作业。安装那天，林歆祥调动了科里的许多同志来支援，每个人身上斜绕了三圈多钢丝绳搭在肩上，二十多人一字排开，一声令下，大家迈着沉重的步伐扛拖拽钢丝绳走向场中间的第12股道，直到钢丝绳的电动绞盘安装完毕。时至今日，我一想起那天驼峰科几乎倾巢出动，科里那几位大姐也与我们拖拽钢丝绳的情景，心中激起的万千感慨真是难以言说。
通号院驼峰科研制的电动小车与铁科院通号所研制的液压小车经过并行的一年多试验，均证明了由于中国铁路的调车规模、货车车重等因素与欧洲铁路相差太大，中国铁路不适合用这种点连式调速方案。
在我们的电动小车与铁科院通号所的液压小车经试验都被确认为不适合中国国情后，北京铁路局考虑到通号院具有丰富的工程设计经验，将丰西驼峰自动化的任务交给了通号院。
1977年，我被任命为丰西驼峰自动化项目的总体负责人，洪昌为任副总体负责人。1978年，通号院任命我当驼峰科的主任工程师。
丰西驼峰自动化是设计院的一个重点项目，为了联合各方面力量来开展此项任务，通号院组织了计算机科富有软件设计经验的李侠民、车文珍、邱玉刚、窦文侠等人担当此项目软件主体设计；驼峰科张淑莉、何友宾、齐建亚等人与北京铁路局原世平、严平等人还有北方交大的秦老师等分工承担软件设计任务。进行软件总体设计时，我们认真地详细分析并解构了与日本铁路专家交流时他们给我们的驼峰自动化软件资料，因而我们的软件设计不仅进展较快而且保证了较好的质量。在软件调试后期，驼峰科的软件队伍已迅速成长起来，何友宾与北京铁路局严平负责组织通过测试不断改进并完善整个软件系统。
丰西驼峰自动化项目在进行编组站现场试验时，一开始就遇到了大麻烦。我们采用的是某厂生产的154型小型计算机，配置的是磁芯晶体管内存。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天，该计算机工作起来就跟打摆子一样，列车解体后的车组竟大部分都溜错了股道，大家只好立即停止了试验。
因为参加过飞机控制与通信系统设计和制造，我对系统和设备的高可靠性要求感受极深。后来，我们还曾在铁路通信信号杂志上发表了《关于铁路信号电子设备的可靠性与故障——安全的几个问题》一文。
针对154型机的问题，我立即去找这个厂的总工程师高秋照，希望能尽快拿出提高可靠性的解决方案。两个多月后，他们厂用集成电路的内存置换了磁芯晶体管内存。之后，经过项目组全体同志长年累月的软件调试与现场反复试验，编组场内三、四部位分段打靶式调速方案终于获得成功，丰西驼峰编组站成为中国最早投入运营的驼峰自动化编组站。
讲到铁路驼峰，我要特别提到我在通号院驼峰科的老师和战友洪昌为同志。在我负责通号总公司的工作期间，1993年8月的一天，上海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德琏找到我，指名要请通号院的洪昌为帮助卡斯柯公司完成国内最大的编组站郑州驼峰自动化任务。我很了解洪昌为，曾称他是一头机敏过人的“垦荒牛”,他负责设计过众多简易驼峰和机械化驼峰。果然，在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斗志昂扬地说：“好！我去。”\
之前，美国派来的卡斯柯公司软件技术团队在郑州驼峰编组站参加试验不到半月就叫苦而走了，他们的软件不太符合我国铁路的运营条件，这项目一拖就是五年。洪昌为去了之后，任项目组组长的他与卡斯柯的一群年轻小伙子重整旗鼓、密切协作，仅一年半就使郑州驼峰自动化系统投入了试运营，又乘势用两年时间实现了株洲北站驼峰自动化。
1994年5月，国家开始进行电信体制改革，铁道部下达了人事令，委派我带着九名铁路管理与技术骨干，代表铁道部去参加中国联通的筹建工作。我离开了工作近二十年的铁路系统，深感恋恋不舍的我，满怀着迎接新挑战的激情与信心，踏上了人生旅途中另一段难忘征程……
光阴似箭，岁月如流，祖国的变化日新月异。我国的飞速发展的铁路建设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我国已迈进世界铁路技术强国之列。如今，在乘坐时速300公里京沪高铁列车时，我由衷地产生了对千千万万铁路建设者的无限敬意；我为自己曾经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我为包括我父亲在内的无数前辈们的百年铁路强国梦得以实现而感到欣慰。同时，我也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曾与我并肩战斗过的通号院的战友们，我真挚地祝福他们！
（作者曾任通号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