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分公司 王东宝
在几乎所有女性和医务工作者的世界观里，“酒”是影响身心健康的罪魁祸首应该人人喊打。而在我二十年的施工经历中，却深深体会到工程队里的“酒文化”所带来的快乐和温馨。
二十年前的我，不吸烟不喝酒也不会斗地主，用今天的标准衡量应该是个不折不扣的“五好青年”。虽然来到了工程队，但身上的学生气息还没散尽，出工前习惯擦擦皮鞋抹点发胶，收工后摇头晃脑念两句唐诗宋词，与酒无缘的小日子过得也挺滋润。
和我喜欢杜甫不同的是，周围的老工程队员们似乎更钟爱“杜康”。晚上大家在食堂打完饭，团团围坐在宿舍里，吃的是自家饭盒里的菜，少不了的是几杯老酒。桌子就是用电缆板加工的“多功能”行李箱，半米多高、方方正正的，吃饭的时候它是餐桌，开会的时候往往变成了板凳；“酒杯”也是因陋就简形形色色，茶杯、饭碗、盘子甚至暖水瓶盖子，总之可以称为容器的东西都可以为我所用。那时候条件虽然挺艰苦，但是大家的情绪却都很乐观。当天的喜闻乐见、次日的工作安排，往往都化在酒里。酒的牌子偶尔会有点变化，但都是最常见的玻璃包装，三五块钱一瓶，属于当地小商店里比较畅销的那种。酒有时候你买，有时候他买，有时候配合不默契了你和他都买，但是基本上不会出现人坐齐了还缺酒的局面。工龄长的老师傅的钱包鼓点儿，往往就成为买酒的“主力军”，要是哪个哥们家庭负担重一些，想花钱大家还轻易不给他这个机会。漂泊在外的一群大老爷们，喝酒总是喜欢给自己找个借口，工友要回家了叫做“饯行”，从家回来称为“接风”，天气凉了号称“抗寒”，阴天下雨名曰“祛风”。虽然酒无好酒菜无好菜，但荒山野岭的营地生活因为几杯老酒少了几分寂寞，多了几分亲情。
那时候加入“宿舍酒桌”的圈子有个不成文的条件，就是“婚姻状况”。圈子里的老师傅绝大多数多是成了家的，如我们这般年纪轻轻的往往不被吸收。偶尔谁在外面买只烧鸡或者探亲回来带点特产，小伙子们才会被拉上桌子，不吃都不行，但是喝酒却不会有人真的劝你。北方人有个传统，成家了才是大人，大人喝酒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今天想来，这应该是老师傅们出于对青年最好的呵护。
工程队里的弟兄们朝夕相处，谁有多大的酒量彼此都心里清楚，因此“宿舍酒会”上大家基本都是浅尝辄止，那气氛更像是过年的时候亲兄弟在一起团聚。不像今天我们面对的那种例行公事性质的觥筹交错，大家嘴上亲密无间，眼睛却始终关心对方肚子里的“流量”，一副纪检委干部履行职责的心态。“宿舍酒桌”上谁的杯子空了就自己倒上，想多来点没人阻拦，想少喝点也不会有人硬劝。没有人处心积虑编排祝酒词，也不用绞尽脑汁找“过敏、吃药”之类婉拒的借口。工程队里喝酒是为了助兴，大家的想法就这么简单。很多调转工作的工友和工程队里的老朋友们重逢，会经常提起发生在“宿舍酒桌”上的陈年花絮，心里要往外蹦的就是冯巩那句话——“想死你们了！”确实，工程队里的人际关系简单，朝夕相处的那份友情是谁也无法淡忘的。
我的“五好青年”美誉仅仅保持到1995年就宣告结束了，那是因为冬季完婚的时候家里为筹备婚宴批发来的啤酒剩了十多箱。我是一个崇尚简朴的人，而啤酒的保质期又不是很长，面对这样两个因素，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尽快把这些啤酒全都自己消化掉，而那些啤酒让我对酒精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性。转年来到工地我也加入了“宿舍酒桌”。中国人喝酒有个传统观念，就是喝啤酒与喝白酒的人在一起，存在严重的滥竽充数嫌疑，特别是工友们都喜欢喝白酒，和他们在一起我是唯一的另类。但让我感动至深的是对于我的偏爱他们展示出了比计算机程序更强大的兼容性。于是在随后的十多年间里我与大家把盏言欢，总能够用 “雪花”应对颜色不同的“二锅头”，幸福地享受着大家的宽容和理解。每当这个习惯在外面的酒局上屡屡碰壁的时候，我就愈加敬佩那些极度尊重我个人生活习惯的工友。
也算是与时俱进吧，近些年随着工地建设标准化的实施和人们健康饮食观念的加强，工程队里过去那种团团围坐“把酒话桑麻”的场景早已经淡出了我们的工地生活。现在项目建设忙，即使大家偶有时间小酌也都转移到了饭馆里。虽然空调包厢里再也找不到当年那种“宿舍酒桌”氛围，但依然能感觉到的却是那种延续相传的亲和。
工程队里的“酒”，记载了昨天建设者的峥嵘岁月，也传承着团结友爱亘古不变的工地文化。